教授指中國大學被利益扭曲致靈魂喪失理想透支

         王長樂教授在《周末評論》所發(fā)文章《大學師生關系異化源于制度理性缺失》，對中國大學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種全新闡釋，認為制度理性的缺失是大學問題之源。筆者完全同意王教授文中所列事實，但是王教授給出的病因筆者有不同看法。理性可以分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，任何制度的出臺都是人類理性選擇的結果。王教授所指的理性缺失，應該是指價值理性的缺失，如果我的分析沒有錯，那么構成中國大學的制度理性應該是工具理性，對于工具理性，中國大學不是缺少，而是太多了、太理性了。工具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最粗淺的表達就是“可計算性”，由此觀之，中國大學的計算本領已經讓世人嘆為觀止，瞠目結舌了。

　　中國的大學到底怎么了？對此可以初步診斷為，內在的信仰與外在的承認相分離，導致大學靈魂的喪失。

　　由于中國的大學基本上都是國立大學，這就決定了它的經濟來源完全依賴于國家，再加上沒有適當的法律保障這種投入的神圣不可侵犯性，注定了大學缺少思想獨立性的前提條件，由此，大學內在的價值理性在窘迫中早已遺失。為了獲得相對穩(wěn)定的財政支持，大學被迫蛻變?yōu)橐粋€符合計算性要求的變相的準政府機構。在這種艱難的選擇面前，大學何為？是把自身定位為一所思想獨立的大學還是一個官僚機構？如果想成為思想高地，又擔心來自經濟方面的隱憂；如果把大學完全定位為一個準政府機構，又與公眾早已接受與認同的大學理念相矛盾。在這種基礎性的兩難困境面前，大學別無選擇，只能首鼠兩端，見風使舵，或者干脆以犧牲思想獨立性為代價，在市場機制的操作空間內向權力投降，退化為精神的侏儒，完全按照官僚機構的模式構建與運作。這不僅是中國面臨的現實，也是世界各國都遭遇的局面。這種情況在我國尤其嚴重，看看時下大學的權力/利益分配地圖，所謂的“985”、“211”高校，無不是規(guī)訓大學獨立性的手段。真正的科學進步與這些分類稱號有直接的關系嗎？目前正在火熱進行的教學評估以及重點學科的評審，只不過是規(guī)訓大學的技術手段進一步具體化和強化而已，這些還只是對機構的宏觀控制。對主體的規(guī)訓則可以通過各種稱號的授予來達到，這些稱號背后都暗許了利益的承諾。從宏觀的分類到微觀各種稱號的授予，整個大學的獨立空間基本喪失殆盡，而所有這些規(guī)訓都是通過工具理性的可計算性原則與利益的空間分配原則完成的，在這樣密布的規(guī)訓措施的滲透之下，任何機構和主體都無處可逃。中國大學之所以媚俗與沒有理想，原因皆在于此。

　　按世界平均水平，教育投入應該占本國GDP的4%以上(發(fā)達國家已達6%)，而我國自2002年達到歷史高點的3.41%以來，逐年下降，到2005年更是創(chuàng)下近年新低，僅為2.16%，2003年我們的投入是3.28%，而同期的印度是5%，在這種大環(huán)境下，艱難度日的大學如何還敢拒絕市場召喚？不要說國家沒有錢，近幾年財政收入年增長率都在兩位數以上，每年的審計報告都能發(fā)現各級政府機構浪費數百億元的現實。這一切導致當下的中國大學出現了一種分裂型“人格”：心比天高，命比紙薄。作為教育的承載者的大學如何擺脫這些困境？我們看到了大學在利益面前的媚笑：向各類明星、權貴笑臉敞開大門；看到了學校合法地向各級政府官員兜售文憑；看到了大學在角落里夢想著提高學費的算計等等。所有這些都使大學演變?yōu)橐粋€個戴著耀眼頭銜的商業(yè)公司。學生與學校的關系迅速退化為一種合同制的產品制造過程。

　　梅貽琦先生曾諄諄告誡：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這只是一個很生動的表面隱喻而已，僅有這兩點是遠遠不夠的，也許大學更需要骨氣和自由。不過由此引發(fā)了大學存在的另一種尷尬：我們的大學多了，學生多了，相對于西南聯(lián)大來說辦學條件也好多了，然而卻一直沒有培養(yǎng)出多少大師的原因何在？這是一個大問題，目前還沒有辦法達成共識，但是，至少在微觀層面，現在的大學老師都不喜歡上課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按說，上課是老師的基本職責所在，也是基本的謀生之道，為何今天的老師不樂于上課呢？原因在于給學生上課是極不經濟的行為，課時費被層層剝皮，真正到一線教師手里已經所剩無幾了。而且，現在的考評體制也存在嚴重問題，各高校都注重所謂的科研，反而把本應被關注的教學忽視了，出現了完全本末倒置的怪現象。雖然各個學校也出臺一些硬性要求，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，這也怪不得老師們，畢竟每個人都要生存。在目前的考評體制下，課上得再好，對于個人目標的實現也是于事無補的，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大學知識傳播鏈條的完整性，甭說不出大師，在這種模式下能夠培養(yǎng)出合格的“產品”已經是教與學雙方的最大努力空間了。(作者李俠為中南大學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