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授：中國科學界對《自然》到了跪拜的地步

　　今年1月，南京大學“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”公示新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(CSSCI)來源期刊及集刊(2017-2018)目錄》，新目錄中包括武漢大學學報(人文科學版)、同濟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在內的幾份著名高校學報從“C刊” (CSSCI中文核心期刊)降為“C擴”(CSSCI的擴展版)，引起學界嘩然與新一輪“影響因子之爭”。

　　2月25日，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，與同濟大學歐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長、同濟學報社科版主編孫周興做客文匯講壇，就“破除學術神話：Nature雜志高影響因子的背后”展開對話。

　　《自然》為何權威?

　　在對話現(xiàn)場，一位大學生坦言自己前來聽講，是以為這場講座“會教學生怎么給《自然》(Nature)投稿”。

　　“我們對《自然》(Nature)已經(jīng)到了跪拜的地步。”江曉原說，早在2006年，《自然》就透露對于在他們那發(fā)文的人員，中國科學院給出25萬元獎金，中國農業(yè)大學給出30萬元獎金。“對于自己在中國這么值錢，《自然》都覺得受寵若驚。”

　　“某些制度性安排支撐著《自然》的地位。國內很多公眾根本沒翻過《自然》，卻知道‘《自然》是國際頂級刊物’。另一方面，《自然》也善于自我營銷。”江曉原回憶自己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中科院上海天文臺工作時，《自然》就開始給中國科研人員送雜志，“那時有一個說法——在《自然》上發(fā)了文章，當院士就是時間問題了。結果就是，在中國科學界、媒體界，它成功建構了神話。”

　　“構建學術神話，其中非常重要的理論依據(jù)就是影響因子。”江曉原感慨，“在(影響因子)這件事上，我們對國外的迷信太嚴重。”

　　很多人不知道，發(fā)布影響因子的“科學情報研究所”(ISI)其實是由美國人加菲爾德創(chuàng)辦的私人商業(yè)公司，“加菲爾德自己都說了，本來不叫這個名字，但叫了這個名字，第三世界國家會以為該機構是由美國政府運營的。”

　　1964年，ISI開始出版“科學引用索引”報告(SCI);1973年，繼續(xù)推出“社會科學引用索引”報告(SSCI);1975年，又衍生出了“期刊引證”報告(JCR)。JCR對SCI收錄的數(shù)千種期刊的引用數(shù)據(jù)進行運算，并給出每種期刊影響因子的排名。

　　耐人尋味的是，“影響因子”的想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有，只是最初還是“樸素的事情”——被圖書館用來判斷“買什么雜志最劃算”。“但從1975年開始，加菲爾德通過JCR報告正式發(fā)起影響因子游戲。他到處參加學術會議、作報告、鼓吹影響因子。”

　　結果顯而易見。起碼在中國，學術界普遍將期刊“影響因子”看成理所當然的“學術公器”，用于衡量個人、學術團體、研究單位，甚至國家的整體學術水平。江曉原稱：“2016年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一共8778種，影響因子排名前20名里，《自然》及其子刊就占了9種。而中國上榜雜志中影響因子成績最好的才14，比起《自然》的38相差甚遠。這也是為何《自然》的權威性在中國學術界深入人心。”

　　江曉原(右)與孫周興(右)就“破除學術神話：Nature雜志高影響因子的背后”展開對話。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

　　影響因子是能操弄的?

　　盡管影響因子的游戲早在1975年就開始玩了，但江曉原直言，國內圖書情報學界至今尚未把影響因子公式弄準確。

　　江曉原指出，準確的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為：

　　一份期刊前兩年發(fā)表的“源刊文本”(文章總數(shù))在當年度的總被引用數(shù)，除以該期刊前兩年所發(fā)表的“引用項”數(shù)，即為該期刊當年度的影響因子數(shù)值。

　　“我們國內的圖書情報學界完全沒有區(qū)分‘源刊文本’和‘引用項’。他們以為的影響因子公式是：一份期刊前兩年發(fā)表的‘源刊文本’在當年度的總被引用數(shù)，除以該期刊前兩年所發(fā)表的‘源刊文本’數(shù)。”

　　江曉原指出，影響因子最初的公式也就是我們所誤解的那個公式。但1975年公式修改后，期刊文章被分為兩類，一種叫做引用項(學術文本)，一種叫做非引用項(非學術文本)，這兩個項加在一起才構成了“源刊文本”數(shù)。

　　“中國人想當然地認為堂堂一本科學雜志，所有的源刊文本肯定都是學術文本，但事實上，《自然》上的引用項(學術文本)只占10%左右。《自然》共十八個欄目，只有三個欄目屬于引用項。其余十五個欄目中，甚至可以刊登11歲小女孩寫的科幻小說。”

　　“想讓分式值變大，分子要變大，分母要變小。影響因子公式修改后，《自然》一方面要讓自己的名頭大起來，提高被引數(shù)(提高分子);另一方面刊載越來越少的學術文本(減小分母)。”江曉原表示，從ISI開始出版JCR報告至今，《自然》一直在持續(xù)減少“引用項”的數(shù)量，從1974年的全年1502篇，減少到2014年的862篇。

　　與“引用項”大幅減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《自然》的影響因子從1974年的2.3變成2014年為41.5。

　　“說白了，期刊大可以根據(jù)影響因子公式里‘暗傳的精神’來改善自己的排名?，F(xiàn)今影響因子排名前20的期刊中，兩棲刊物(非學術文本+學術文本)占據(jù)了半壁江山。”

　　江曉原感慨：“在(影響因子)這件事上，我們對國外的迷信太嚴重。”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

　　影響因子之下，中國學術評價何去何從?

　　早在2013年，孫周興就在同濟學報主編新年致辭中提及“為了提高刊物的影響因子，眼下一些地方的一些學報居然串通起來相互引用，或者干脆要求作者本人安排引用，實在無恥至極。”

　　當時孫周興的說法是“我們的學術已經(jīng)夠亂的了，作為學術陣地的大學學報就不要亂中添亂了”。一個多月前，《同濟大學學報》(社會科學版)果真因影響因子從“C刊”降為“C擴”，孫周興發(fā)表了主編聲明，矛頭直指影響因子崇拜和影響因子造假問題。在講座現(xiàn)場，他又進一步追問：“人文科學，究竟能不能用量化評估的方法來評價?”

　　“與自然科學不同，人文科學無所謂‘進步’，也無所謂‘淘汰’;人文科學更難做到‘價值中立’;人文科學的效應和成果是無法完全被計算和被量化的，而且人文科學的意義正在于抵抗技術給我們帶來的普遍量化。”孫周興如是說。

　　“孫老師這個提法，有點像是呼吁大佬時代的回歸。”江曉原稱，在大佬時代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何其芳認為錢鍾書夠一級研究員，于是錢鍾書就被定為一級研究員。“但大佬時代過去了，誰來這樣評別人都不服氣。那么數(shù)字最簡單。”

　　江曉原坦言，影響因子確實提供了論文評價和管理的簡單工具，但也產生了問題。比如影響因子高的文章依然會被證明是錯的;比如在影響因子計算中“引用是絕對的”，不管引用來支持還是反對，影響因子的數(shù)值都是一樣的;又比如被《自然》撤銷的高影響因子論文依然可以被他人引用。“對于玩弄影響因子游戲的人來說，文章引用高就是絕對的，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可以。”

　　江曉原擔憂：“這將導致中國優(yōu)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。學校要求師生發(fā)高影響因子論文，那國外《自然》影響因子高啊，結果好文章都投到國外去。搞科研用了中國納稅人的錢，在國外發(fā)表文章又先要付版面費，據(jù)說這項費用現(xiàn)在中國每年支出數(shù)十億，中國同胞要看這些文章還得再花錢將外國雜志買回來。結果是中國科學家用中國納稅人的錢為外國打工，長此以往中國學術期刊永無出頭之日。”為此，他建議中國應該建立自己的學術評價體系。

　　孫周興認為，建立我們自己的學術評價體系，這當然是好事，也是難題。其實包括南京大學期刊評價中心在內的機構已經(jīng)在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嘗試，這一點不容懷疑。但無論如何，單純依靠影響因子的量化評估體系來評價，肯定是會有問題的。

　　他指出：“如果一定要采取影響因子評價辦法，那就必須建立防范機制，努力避免影響因子造假;另外是要正視學科差異，要區(qū)分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、人文科學等，不能一刀切;再就是，相關評估機構要做到公開透明，公布游戲規(guī)則和結果。”